澳大利亚杰出人才计划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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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租型房产投资(LMNP)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哈维·莱本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在其名著《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中指出:“人口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在经济开发模式的低级阶段,人口多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基于成熟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建立起来的移民国家,更是深谙此道,一直以来都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移民以增加本国人口数量。
史于1851年的“淘金时代”,
澳洲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了大增长
之后联邦政府甚至还通过发放津贴的形式吸引各地移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了有能力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澳大利亚政府又开始了大量的移民计划,成千上万的欧洲人迁徙到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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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移民率和健康的出生率,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出了十年前的预期。根据最新的预测,澳大利亚人口将在今晚突破2500万大关。
自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澳洲经历了六次以上的人口增长时期,在二战后,随着澳大利亚雄心勃勃的援助移民计划的出现以及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到来,这个比率急剧上升。
这样的增长率已经超越了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
澳大利亚的人口在截至2016年的十年中增长了375万,年增长率为1.7%。在同一个十年中,世界上较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平均为0.3%。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等其他英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明显低于澳大利亚。只有以色列、卢森堡和新加坡的富裕国家的人口增长率高于澳大利亚。
移民在近期给澳洲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举个例子:在西悉尼,穆斯林人口比例超出了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在去年的邮寄投票中,曾由前工党总理保罗•基廷(Paul Keating)占据的悉尼西部布莱克兰(Blaxland)以74%的得票率否决了同性婚姻。
与之相反的是,在悉尼中心城区,有83.7%的投票者投了赞成票。最终国会在去年12月通过了同性婚姻这项法案。
澳大利亚同一座城市的两个城区,投票结果分歧明显。这种分歧带有强烈的种族和文化色彩。这表明,在诸如同性婚姻等敏感的问题上,“两国”综合症越发明显起来。
移民增长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人口总数增长,还体现在其对澳大利亚政治层面的影响。过去几年的民调显示,认为应该限制移民的人数比例大幅上升。不少人认为,移民将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在过去的一年中,前自由党首相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和澳大利亚保守党领袖、参议员科里•伯纳迪(Cory Bernardi)呼吁将移民率减半。
人口增长给城市带来的问题
由于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大力推行的“大澳大利亚”(Big Australia)政策,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急剧增长。资深人口统计学家鲍勃·博雷尔认为澳大利亚的移民数量已经到到一个阀值。
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第6大的国家,大部分国土都处于干旱或半干旱地带,中部大部分地区不适合居住,这就使得人口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在这里,人口主要集中在悉尼、墨尔本这两大城市。
与其他国家相比,悉尼和墨尔本并不算是大城市,但关键问题是,这无关乎城市规模大小,而是关乎城市功能的好坏。
当人越来越多地涌入这两个城市的时候,楼价被抬高、交通拥堵、城市运行不堪重负,这些问题都造成了很多本地居民的困扰:原本家门前安静的双车道,因为车流量越来越多,再也没有了安静的早晨;原本开车5分钟就能到的购物中心,可能绕了20分钟还被堵在路上。
很显然,城市人口激增已经是当下澳大利亚社会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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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移民人数在过去十年急剧上升。这种增长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需求增长——住房、家电、家具和对生活物资的购买,以及对新学校、医院和道路的投资,这些正是推动澳大利亚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官方数据显示,澳洲每年的海外净移民人数达到20万人左右。但人口增长不仅仅是由高移民数量推动的。官方数据显示,人口自然增长占人口增长的44%。
澳大利亚正从当前的人口增长中获得巨大的力量。拉尔夫•埃文斯(Ralph Evans)表示,与许多其他发达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相比,澳洲的人口年龄构成是一个健康的金字塔结构,体现了一个更加平衡的年龄分布。
基于这种良好的人口增长结构,使澳洲在矿业投资热潮过去之后,在新住房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及教育等领域极具潜力。
如今,在澳洲生活着超过100万华人,他们选择留在澳洲,不仅仅是这里有优美的环境、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健全的福利,更多的是对这个国家价值观的认同。
在享受现有成果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能够留给下一代什么?我们期待澳大利亚接下来能够平衡人口增长与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之间的关系。